4月21日,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绿公司年会上发表的以“制度成本”为主题的演讲。周其仁表示,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,第一要有动力,第二要克服摩擦力,经济发展亦是如此。今天的中国经济动力在于,人口巨大且长期贫穷,人均经济水平仅仅在全球80位以后,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,但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。

  周其仁表示,经济发展的摩擦力即阻力,要克服这个阻力有几个层次。一是,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克服的问题,在转型及发展中都要付出一定代价;二是,企业间相互交流,向别的企业、行业学习先进经验;三是,系统性的、制度性的摩擦力,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,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,就可以有明显效果地的把它降低的,这就是“系统摩擦力”——制度成本。

  “对成熟企业,资费高一点无所谓,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。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,刚开始的企业,那个资费高一点点,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,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。对于很多企业,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,资费可以消化,下行的时候,市场吃紧的时候,这个资费高一点点,有些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。”周其仁说。

  周其仁表示,不要认为“互联网+”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,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,是一个算法问题,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。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,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,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主力,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中来。

  我们知道,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,第一要有动力,第二要克服摩擦力。经济运动,是相同的。今天的中国经济,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:不会缺动力。

  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,长期贫穷,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,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。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,不会善罢甘休的,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。

  所以,中国的经济,要好好研究“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”?这个“摩擦力”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。因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,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,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,让你的雄心、愿景、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,或者实现得不如愿,就是成本“制度性成本”弥漫在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

  第一层次,是每个公司能够自己对付的问题。家家企业,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,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都有一个对付,准备付出多大代价解决实际问题,这是一个层面。

  第二个层面,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,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,看看别的企业做得怎么样,行业做得怎么样,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。我相信,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,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。

  但是,还有第三种摩擦力,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,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、制度性的摩擦力 ,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得了的,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把它降低的。这件事情,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的格外的重视,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,不能光对付前两种,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。

  我举一个例子,最近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,就点到了一个核心问题,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?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?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一个“上游问题”,现在一讨论“互联网+”,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。但是,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,因为,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,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。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,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,我们的这一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。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,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商务进去,给它竞争,把资费降下来,造福于整个市场、整个消费者,而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。问题是,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,这种制度性成本,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。若无法有效地降下来,有人说“资费高一点、低一点,有啥关系吗?上网速度快一点、慢一点,有啥关系吗?”有很大的关系。

  对成熟企业,资费高一点无所谓,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。但是,对于所谓“万众创新”,刚开始的企业,那个资费高一点点,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,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。对于很多企业,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,资费可以消化,下行的时候,市场吃紧的时候,这个资费高一点点,有些时候就是生死、过不过得去。

  至于速率高低,这个更大。我看过《乔布斯传》,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,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,跟他讲,苹果开机速度慢,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,这个人不理解,有啥意思吗?乔布斯说若能够救人一命,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?工程师说那可以。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,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,算到一起,3亿秒,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,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。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。再过两个礼拜去,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,缩短了28秒,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一个故事去买苹果的,多活好多年。

  我们现在的上网速度、资费,它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,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这个。但是,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,是一家公司能够对付的吗?是我们开开会、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?它涉及到整个所谓“体制改革”,涉及到大规模的公司、市场准入,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,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,物美价廉。

  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,我们今天“互联网+”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,“互联网+”早就开始了,我知道中国第一个“互联网+”的故事,发生在1997年,就是用IP去打电话,最早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,他注册了上网,也买了电信服务,他加到一起,这个IP电话为什么存在竞争力,它不像传统电话,一通话就叫占线,这条线就被占死了,IP电话语音数据包,可以在网上走,有空就发一个包,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。所以,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。

  但当年,这样的事情过不去。当年我们是由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,一分钟国际长途,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。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,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,把(企业家的)机器没收了,说它谋取暴利,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,两兄弟打官司,终审败诉,上诉。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(音),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,他第一次开创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(的模式),搞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,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:当初制定(法律)的时候,还没有IP技术,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?法无禁止皆可为。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,起了巨大的作用。那是哪一年,1997、1998年,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线。

  所以,不要认为“互联网+”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,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,是一个算法问题,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。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,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置身事外。现在实现全面小康,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,一定要参与到“ 降低系统性成本”的过程中来。

  我最近调查一家公司,人家跟我反应、概括的情况,我觉得挺传神,他说,现在的局面叫做“大领导轰油门,中领导挂空挡,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”。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,但是,只要有个别区域存在这个局面,我们就需要共同和政府合作,来把这个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。因为,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,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,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,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,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。

• 上一篇: 央视曝光：21个汽车品牌刹车片不合格！
• 下一篇: 车企资讯-汽车企业活动资讯-盖世汽车